第一四三章 张爱玲的“赤地之恋”的记忆（1/3）
张爱玲写完了《秧歌》之后，她再接再厉，又接着写了《赤地之恋》♀部中篇小说《赤地之恋》比《秧歌》更加“右倾”由于稍晚于《秧歌》的后一篇作品《赤地之恋》，它们的右倾倾向大致相似，或更甚，这引起了内地学者更加有力的评判与批判
小说背景开始时是在农村，后来移至城市，涵盖面更为广阔说的主人公大学毕业生刘荃是个积极有为的青年，大学毕业后自告奋勇地到华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结果到了农村，他的一腔理想主义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他看到的是一场场骇人听闻的“左祸”，目睹了“左祸”的盛行之后的一场场冤案，刘荃内心非常的痛苦
最为让刘荃感到痛苦的是：村里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够上级规定的数目，就拿一些中农顶替上去，正巧分配刘荃暂住的这家户主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农，刘荃以他了解的政策向这家农户保证，他是安全的，但最后这个中农还是被严刑逼供，被枪毙了☆荒诞的是，刘荃本人却被迫参加了执行枪决这个农户的行刑队，亲手枪毙了他的房东
刘荃回城以后又经历了“三反”运动，因受乾入狱，情人为了营救他而失身......如此种种，惨痛难言
由于理想幻灭，刘荃加入了志愿军，在入朝作战中被俘，后来竟然志愿以敌特身份回国潜伏......
许多大陆学者包括“张学”研究者据此认为：《赤地之恋》是由美新署提供故事大纲，多人操作，张爱玲只是做了一位总撰述；同时并认为这是张爱玲的极端失败之作，只不过是美国的一个赤裸裸的宣传品
许多大陆学者还认为：《赤地之恋》不但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作的，故事大纲先由美新署拟好，张爱玲只是充任主要撰述人，和她一起共同操作此书的还有另外几个人♀种情况下，其艺术水准可想而知
许多大陆学者还认为：这两部小说是具有同样特点，主题明显都是有反gong倾向的作品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为她拟定《秧歌》《赤地之恋》大纲的人是什么背景了
许多大陆学者还认为：《秧歌》与《赤地之恋》这两部长篇小说的政治倾向性，反映出张爱玲的一种心态≡然，谋生是前提，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张爱玲政治上的幼稚№外还有一个其主要原因是应召而作，命题作文，或者，我们认为是带着情绪而作的作品因此，这两部作品在后来的时期，张爱玲自己也不愿意提
还有的大陆学者认为：张爱玲出身没落的封建贵族家庭，对政治有一种本能的隔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写下了这两部命题作文♀是对艺术的极大的背叛虽然出于谋生的考虑，张爱玲付出的代价还是太大了爱玲自己也很明白这一点，她到底是来香港谋生的呀，而不是来为自己树立丰碑在一个完全商业化的文化沙漠的都市，她又有什么东西可以恃而自立呢？那无疑是她手中那支如花妙笔要在出版社和杂志的有限范围谋取生活，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美国新闻署提供给她的，毕竟是她初得立足的难得机会，过多地訾言也实在没有必要，张爱玲后来也并没有再做这样的“交易”
还有的大陆学者认为：张爱玲确实正如柯灵先生曾经批评她的那样：“《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光彩无论多大的作家，如果不幸陷于虚假，就必定导致在艺术上缴械爱玲在这两部小说的序跋中，力称‘所写的是真人真事’，而且不嫌其烦，屡述‘故事的来源’，恰恰表现出她对小说本身的说服力缺乏自信，就像旧式店铺里挂的‘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一样，事实不容假籍，想象需要依托，张爱玲1952年11月就飘然远引，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这里不存在甚么秘诀，甚么奇迹！”
还有的学者认为：从本质上讲，张爱玲对现实的政治少有兴趣，她自己就曾经说过自己：“像（对）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在外面”所以，她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心灵的圈子里，漠不关心外界的一切，包括民族存亡的大事也不关心所以既能与汉奸胡兰成相爱，也能有当日本人邀请她参加“大东亚文学会”时的坚决推辞♀一切说明了她对现实政治冷漠到没有利害的程度，这实在是应了“她仅对那个已经没落了的时代抱有无限的深情”她认为时代如列车，终归要向前的，抓住列车是不容易的，只能借助于古老的记忆所以，除了对过去时光的荒凉的品味，她对一切现行的社会存在着隔膜包括她没有经历过的政治，她也会本能地去否定而这种否定却恰与现实本质相去甚远于是，张爱玲不幸被早在她走红时期就提过忠告的傅雷言中了：“奇迹在中国并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的收场”张爱玲终因不过问政治而向往文学艺术，但政治又反过来出卖了她的文学艺术，这是她始料未及的悲剧
以上的种种猜测与专家们的指责，张爱玲却不这么认为，张爱玲给予了强烈的立场分明的反驳她在《赤地之恋》的序中称：
“《赤地之恋》所写的是真人真事，但是小说究竟不是报告文学，我除了把真正的人名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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